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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村，一个位于长青保护区周边、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社区。2017年，山水和长青保护区、山水伙伴共同支持本村村民成立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心，开展社区保护工作。过去几年，我们更多讲述的是保护中心在大熊猫栖息地开展的巡护监测和生态产业发展的故事。这一次，因为一些新的契机，，它不如自然浪漫和有吸引力，却让我们以社区的视角重新理解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在2026年来临之际，我们试图用这篇超过一万字的记录，回顾并分享其中的挑战与感动，坚韧与付出。
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扫清2025年的“垃圾”，走向更轻盈、充满新希望的2026。
2023年7月，和往常一样，我与同事苏振昊去朝阳村跟进工作，刚跨出洋县动车门，一股热辣滚烫的暑气瞬间扑面而来，远处一片片稻田寂静无声，空气在热浪中微微变形。从洋县到朝阳村有70多公里山路，随着出租车驶入大山，暑气慢慢消退，清爽迎来。进入村子将近傍晚，原本通畅的车道因为错车变得有些拥堵，不少外地车牌的车辆在朝阳村的乡路上行驶，“今天肯定有很多玩水的游客”我和苏哥不约而同地感叹道。
车子在水泥路的尽头停住，我们到达朝阳村13组，准备去往海波家[1]。下车后，几乎不用细看，就能发现一大片垃圾散落在垃圾桶旁边：带着汤水的自热火锅盒、泡面桶、烤焦的竹签、西瓜皮、各种零食塑料包装、尿不湿、各种各样干瘪的啤酒罐和饮料瓶，还有一些沾满油污的塑料碗筷和一次性杯子等等混杂在一起。稍走几步，还有更多零散的垃圾隐藏在桥头、树林和石头缝下。
这些垃圾出现在山林环绕的村落里，显得格外突兀，而问题的苗头，要从一年前说起，2022年春天，朝阳村响滩瀑布与海棠花相映成景的照片在当地驴友间和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许多游客到访响滩瀑布。最开始村民非常开心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打卡留念，甚至有人在当年的五一期间做起了小买卖，但很快垃圾乱丢、随意采摘、没有地方上厕所等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来。朝阳村并非商业开发成熟的村子，响滩瀑布也不是景区，基础设施并不完善，面对突如其来的环境问题，当地政府和村委不得不先临时组织村民每天捡拾垃圾。同年暑假，山水、村委和朝阳村保护中心[2]共同组织自然教育活动，与本村的孩子和家长在响滩瀑布附近开展净山净滩行动以支持垃圾清理的工作。
到了2023年的夏季，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来到村子避暑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从类似响滩瀑布的个别点位沿河道向上下游能够到达河滩的区域移动，随之而来的垃圾也从点状向面状扩散，更进一步暴露了垃圾过载的情况。虽然当地镇政府投入了一定资金，增设垃圾集中处理的设施、修建厕所以及在游客集中的区域平整停车场，但是依然有不少垃圾渗透进村子道路、河滩甚至是森林的众多角落，不少村民对此抱怨不止但是又无能为力。关心朝阳村保护发展的人都深知，朝阳村因长期的保护努力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认可，但如果因为外来游客的涌入造成环境破坏，那便是本末倒置了。在这样的背景下，2024年初，山水争取到蔚来NIO Life的一笔小额资金，开始推动解决垃圾问题。
作为山水在陕西的负责人，我与当时朝阳村项目点负责人苏振昊都缺乏农村垃圾管理经验。于是，我们联系到外部的两位伙伴：魏蔚有丰富的垃圾管理经验，尤其了解社区垃圾管理行动中的“坑”；常嫽嫽则擅长社区动员工作，对促进社区参与公共议题有敏锐的觉察。四人组成“朝阳村垃圾工作小组”（后简称“工作组”），相互协作支持，共同走进朝阳村，以社区发展的视角面对垃圾议题。
2024年5月底6月初，夏意初显，工作组走进朝阳村了解垃圾情况，当时正值村民剥厚朴的农忙季节，我们趁着清晨和傍晚的闲暇时间走访了很多村民，有保护中心的理事长彭海波、巡护队员叶姐、2022年在村里捡拾垃圾的村民王哥、负责打扫村主干道的公益岗位村民彭大姐以及养蜂人左哥。在走访中工作组也和村委详细地了解村子垃圾的情况和解决的困难，去到镇里学习垃圾相关的政策，甚至了解其他村子垃圾的处理方式等。一圈走下来，一个清晰的感受浮现出来，朝阳村的垃圾远不止游客这些。
在看似干净的村道背后，在小组偏僻的角落，在河道不起眼的石缝里，还藏着许多本地村民日常产生的生活垃圾，它们不像游客垃圾那样扎堆、显眼，却同样顽固，同样无人清理。
和我们交谈的这些村民，其实并不“普通”。他们大多是保护中心的成员，常年巡山护林，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有更深的理解，也对垃圾更加敏感。叶姐忧虑地说：“动物也会翻垃圾，野猪、羚牛都来，其实挺危险。”彭大姐指着河滩：“塑料袋进来容易，怎么就出不去呢？”王哥则悄悄念叨：“垃圾多了，外面来的自然教育团队也不愿意久留。”李叔说的最多的则是：“散客不好管理”。 他们的话，指向同一个事实，那就是垃圾不只是“被扔掉的物品”，它关联着村子的安全、健康、生计，甚至是对外形象。
时间有限，工作组这一次未能走遍全村，但大家已隐约感觉到，垃圾问题在朝阳村，像一座冰山。游客垃圾关注度高、集中连片，是浮在水面的那一角，是显性问题；村民垃圾管理难度大、分布范围更广、涉及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是隐性问题。
8月底，正好有一个机会推进我们对于垃圾议题的讨论。自然之友净滩小组来到朝阳村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她们也注意到了垃圾桶旁堆积的游客垃圾。面对垃圾，净滩小组表现更加坦然，迅速和保护中心的巡护员们一起，在13组河道附近进行了一场小型净滩活动，垃圾被分类装进编织口袋，在活动结束后带到了县城处理。那天中午，在海波家的院子里，我们趁着这股热气未散，召集大家坐下来聊聊。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在朝阳村，垃圾到底该怎么管？大家几乎都谈到，对于农村而言，处理垃圾不仅仅只是捡垃圾，关键是哪些垃圾可以在地化处理，谁来处理，垃圾如何集中，又如何运输出村，垃圾管理的成本谁来承担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讨论越深入，工作组越感到垃圾问题在朝阳村，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卫生”问题。它牵扯着好几层因素，这些因素之间互相牵扯、叠加。比如外界的因素，不同的游客对垃圾处理方式不同，有的随处乱扔，有的则会打包放进垃圾桶；比如农户家庭生活水平的因素，不同收入的村民产生的垃圾量不同，收入较低的家庭一般来说会更少购买商品从而相应产生更少的垃圾；比如全村规则和管理差异的因素，在保护小区范围内，因为有保护中心的管理所以垃圾相对较少，但是在其他区域因为没有明确的责权管理关系，垃圾无法实现有效管理；
比如村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因素，他们利用网购、使用塑料的情况，如何认识和理解垃圾，是否愿意垃圾分类或投递入桶，是否愿意劝导外来游客等；还有最现实的因素，垃圾从清理到清运究竟该如何打通，朝阳村1组到13组之间的距离长达20公里，一次清运时间长达3个小时，但现有的垃圾车运力不足，以及有7个小组都远离村干道，垃圾桶摆放位置和清运线路该如何匹配等，都需要考虑到。
工作组面对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大家没想到垃圾议题如此庞杂又深根日常，保护中心的理事长彭海波听着、记着，最后苦笑着说：“我们这是选了最难的一件事做啊。”但那个夏夜，在蝉鸣与灯影中，我们和这些最关心村庄的村民达成了一个共识，再难，也得试试。工作组的第一步，不是急于给出答案，而是回到村庄之中，看清它的全貌。
对工作组来说第一个核心追问是：垃圾，究竟是不是村民眼中的“问题”？五月走访的声音更多来自保护中心的成员，那些本就对生态保护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其他村民呢？那些每日忙于生计、未必常把环保挂在嘴边的人，他们怎么想？垃圾在他们眼中，是亟待解决的麻烦，还是可以视而不见的日常？
我们意识到，若垃圾只是少数人的焦虑，就无法成为全村的行动。真正的改变，需要共识；而共识，来自更多人的看见与发声。所以工作组决定通过招募科学志愿者开启大规模的社区调查，在调查中倾听更多村民的声音，也借由此让更多村民产生对垃圾的关注。9月，山水和蔚来Clean Parks 清朗国家公园生态共建计划合作，面向公众招募了14名科学志愿者，与村委、工作组、朝阳保护中心以及13位村民组长共同混编成7个调查小组，用3天的时间走访朝阳村全部13个小组。志愿者们带着好奇与诚意进入村民家中，不只问“你觉得垃圾多不多”，也听当地村民讲生活的细节、生产的习惯、对村庄的期待。大家记录下哪里是倒垃圾的习惯场所，哪里需要设置垃圾桶点位等。
调查的结果，让问题清晰起来。许多村民对垃圾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厌恶门前的杂乱，却又觉得“大家都这样”；知道垃圾有污染，却相信“夏季水大，能冲走”；有人悄悄把垃圾放在竹林里，因为“反正也没人清运”。一位大姐说得直白：“我不是不想干净，是干净了也没用——垃圾桶满了没人拉走，还不是越堆越多？”
与此同时，另一个情形也浮现出来：村里几乎每户都有菜园，厨余大多喂了鸡鸭和家猫家狗；可回收的纸箱、瓶子，妇女们会仔细攒着，等不定期进村的收荒匠来换一点零钱；就连最不起眼的废旧衣物，也有人用到农活生产上。这些朴素的生活智慧，让我们看到：村民并非没有“处理”垃圾的能力，只是缺乏一套可靠、持久的支持系统。
在调查的最后一天，所有活动人员一起，在十三组至响滩瀑布的河段开展了一场净滩行动。3个小时，清理出的垃圾被一一分类、称重，最后由保护区的车辆运到镇上集中处理。
8月和9月的两次净滩活动，让垃圾问题渐渐从部分人的忧虑，变成了更多人眼中的“问题”。但我们也清醒地知道：看见问题，不等于愿意解决问题；讨论问题，更不等于能够解决问题。面对刚刚被搅动的社区意识，我们与村委、保护中心坐下来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需要一场更直接、更可见的集体行动——让村民亲手去清理，亲眼看见变化，从而相信“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参照这两次小规模的净滩活动，继续在10月开展第一次面向全村的“清洁日活动”，由村委拿出朝阳村清洁日活动方案，保护中心和工作组共同来辅助活动工作，让更多的村民意识到垃圾的问题，并触发培养日常的行动。
村委很快拿出了朝阳村清洁日的初步方案，但却显得单薄，毕竟，这是第一次尝试动员全村参与，大家没有什么经验，很难给予更多的想法。活动不得已推迟，工作组成员的心里都有些沉：好不容易凝聚的注意力，会不会就此消散？
转折发生在11月初。我们再次进村，这次没有急着谈方案，而是先和村委、组长、公益岗村民坐在一起，聊聊垃圾到底带来了什么。大家从健康说起，谈到污染对水源、土壤的长期影响，谈到垃圾对大家健康的危害，也谈到整洁的环境如何让村庄更体面、更吸引人。基于这些共同的认知，清洁日的方案被重新打磨。时间定在11月20日-22日，分工明确到组、到人。组长负责动员本组村民，保护中心巡护员负责河道，公益岗村民分段打扫主路，两位村民志愿者专责清运，村委统筹村民以及与镇上协调。垃圾袋、火钳、马甲、宣传品也一一到组。工具在手，某种庄重的仪式感也悄然滋生，不少村民也意识到这不再是一次临时清扫，而是一次有组织的村庄行动。
21日清晨，太阳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工作组的成员就开始跟着组长走家串户动员村民参与。群里发出了第一段视频，13组组长彭叔拿着工具和宣传品鼓励村民把门口的垃圾清理。很快，2组的丽丽姐也发来一张照片，几个村民正在清理路边沟渠的塑料；村委穿上马甲协助公益岗位村民清理道路垃圾。渐渐地，群里也开始有了回应，“我们组清理了2大袋，放在路边的”原本静默的微信群，因为一场共同行动，忽然有了呼吸。
半天的劳动，清理出30多袋垃圾，满满当当地装满了2个清运车，它们被转送到镇上垃圾集中转运点。中午时分，参与行动的村民陆续聚到王哥的院坝里。那天阳光很好，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没有人高声说话，但一种松弛而温暖的气息在空气中流动。下午的讨论变得轻松起来。有村民主动提议：“能不能在村里搞个卫生评比？谁家干净，就给发点鼓励。”话音落下，好几个人附和。也是在那天下午，大家一致同意，12月再做一次清洁日，春节前办一场全村评比。
12月24日-26日，工作组如约再次进村，和村委一起准备第二次的清洁日活动。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一次村委的通知来得更早，分工也更明晰，号召村民不仅清理公共区域的垃圾，也要把自家垃圾清理打包放在主干道旁，由清运人员统一运走。这样一来，“公”与“私”的界限在行动中被自然地衔接起来。
两次清洁日，虽不足以让朝阳村焕然一新，却让一套本土化的“清理—清运”协作配合模式初现雏形。清理可以依靠朝阳村前期的工作基础，实现村民分片参与，成本低、易动员；清运则需要专人负责、专车运转和持续的资金支持，有一定的成本和门槛。许多村民说：“只要垃圾能定期运走，我们就愿意把垃圾放在垃圾桶。”这句话点醒了我们，清运不仅是末端环节，更是对村民前端分类与清理行为的正向回馈，它是村民对垃圾工作持续产生信任的闭环。
资金仍是最大难题。清运人员的劳务、车辆的油费，若无稳定支持，体系便难持续。经过反复沟通，工作组与村委达成共识，山水和村委分别从项目资金和村委日常办公经费同支持清运费用，同时在村内招募两名村民担任专职清运员，清运人员按照一定的频率和要求对清理出来的垃圾进行转运。这样一套由村民参与清理、专人负责清运、村委协调、外部支持的框架在两次清洁日中逐渐生长出来。
在朝阳村搭建朝阳村清理-清运垃圾管理体系的过程，也是社区动员、社区集体行动和社区教育反复产生作用的过程，最终清理工作需要逐渐融入社区日常生产生活中，而清运工作则是由外部资源资助产生，两套行动目标最终形成一套体系，共同发挥作用。
两次清洁日让朝阳村的面貌有了看得见的变化，但我们清楚，比环境更重要的，是人心。垃圾能被清走，热情能否留住？行动之后，需要一种仪式，让付出被看见，让共识被大家反复铭记。
早在第二次清洁日结束时，就有村民提议：“该表扬表扬做得好的。”这句话成了工作筹备表彰会的起点。在策划表彰会的时候我们和村委商量，表彰不能只是发奖，而是需要成为被全村围观的“公共仪式”，这个“过场”必须走得扎实，走得热闹，要把能“卷进来”的人都卷进来。
12月第二次清洁日结束后，大家在王哥的火塘屋聚集起来讨论评选方案。没想到，村民对“怎么评”“奖什么”特别有想法，有人建议看房前屋后，有人提醒要查菜园沟渠，还有人说“做到垃圾分类的也该加分”。你一言我一语中，一套带着泥土气息的评选方案渐渐成形。
2025年1月6日，评选正式开始。那天依旧很冷，但村里格外热闹。由朝阳村村委、保护中心、公益岗位村民、普通村民代表、小组组长以及工作组混合组成了4个评选小组，每组大概7-8人，四个评选小组同时出发检查，不评本组，交叉评选，现场打分，当天评定。最终筛选出40户清洁卫生家庭和1个清洁卫生小组。我跟着其中一组，走进一家家院落，有的院子扫得发亮，柴火堆得齐整；有的门前全是破碎的塑料垃圾，户主一边和我们打招呼一边拿起扫把。
傍晚时分，所有小组回到村委会汇总分数。工作组协助村委将最后分数和结果整理成表格，谁家多少分，一目了然。晚上，我们带着结果去找方支书核对，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思想：“放得平”和“不非议”，前者是方支书在看到评选结果后，和每个小组组长打电话，一户户确认，“这家平时确实干净”“那户最近在盖房，情有可原”……如果遇到有争议的，就直接进行沟通和确定；后者是一些村委干部以及小组组长为了不让村民有非议，体现“公心”，放弃了资格，将名额让渡给了其他村民。相比起评选现场，最后对评选结果的商议更让我们看到在朝阳村，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是如何交叉运行的，而这些是我们之前在朝阳村的社区工作中尚未观察到的一面。
第二天的表彰会，更像一场欢聚。村委和保护中心、山水共同出资为本次获评的村民准备了面粉、菜籽油等过年奖品，虽然不贵重但是很实用。在村委会的院坝里，工作组带着几位骨干村委演起了“清洁日小剧场”， 把捡垃圾、劝游客、清河道的情景重现出来，在场的村民积极回应，欢声笑语贯穿全场。获奖的村民拿着“清洁卫生家庭”称号的名牌，甚至有些腼腆。山水在也项目的支持下为村子捐赠了20个组内垃圾桶和6个转运垃圾桶，现场很多村民都非常地感慨，表示朝阳村从来没有开展过这样的活动。村子里冬天的太阳下山早，那天原本在村委会场地中央围坐成圆形的我们，一同随着太阳的挪移，慢慢将整个活动挪到了场地的角落，却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
表彰会结束那天傍晚，有村民在院子里说：“过年前，咱们再搞一次清洁吧。”大家纷纷点头。第三次清洁日，就这样在自然而然中定了下来。基于前两次搭建的清理-清运体系，这一次由村委组织，村民各司其职共同行动。我们没有到现场，当天通过群里持续发出的照片和视频，看到了社区有行动、村民有参与，那一刻觉得很欣慰，这个“葫芦瓢可以舀水”了。
不过，伴随着欣慰的还有担忧，快过年了，返乡人员的流入、庆祝活动和做客串门的增加无疑会导致村子垃圾的增长，这半年来所搭建的清理-清运的垃圾管理体系能否经得住热闹的考验？会不会“一夜回到解放前”，无法闯过年关真正持续地运转呢？
在揭晓答案之前，有一个插曲。在前两次清洁日以及表彰活动中，工作组看到在骨干村民的带动之下，一些村民也主动地参与到清洁行动中，村民对村民的影响远远大于外部人员对村民的影响。不过，如何长期发挥本村村民的影响力，引发更多村民的关注呢？传统的宣传方式比如开会、贴标语、通知、培训、发手册等这些在朝阳村效果有限。村里的常住居民多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不常看文字通知，却有一个共同的习惯，爱刷手机短视频，尤其爱看熟人出镜、带本地口音的内容。这让工作组觉察到对垃圾的宣教需要让成本和理解门槛更低，以更加贴近村民生活的方式进行。
这个想法，在第一次清洁日时就开始萌芽。当时工作组就有意识地用手机记录，包括大家吃饭不用塑料碗的场景，海波劝说抽烟不乱扔烟头的小剧场，村民一起喊出活动口号的场景等，积累了很多的视频素材。春节前，预料中的垃圾高峰即将到来，工作组虽没有在村子里，却想用一种新方式“在场”，我们联系到自然之友的志愿者小白，一位擅长用影像讲述社区故事的年轻人。与她沟通时，我们特别强调，不要精美的宣传片，要“土”一点、真一点，让村民愿意看下去。相较于传统的文字和口号，这些视频非常具有网感，也非常有趣，对很多年长村民的观看和理解友善很多，很多村民都能记住一些视频传达出来的意思和目的（前文的清洁日活动视频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新式宣传方式，是之前朝阳村社区工作不曾考虑到的，这一次面对本地村民“接地气”的宣传方式也让朝阳村的垃圾管理工作变得更加生动和有趣。
随着过年结束，工作组迫不及待地回到朝阳村了解情况，我们到村时，逢当地遭遇干旱，村委干部们忙于巡山防火，见面时脸上都带着疲惫。我们便没有召开会议，而是像往常一样，走进几个重点小组，与村民坐在屋檐下闲聊。问起春节的情况，不少人都说过年期间垃圾没有爆发式增长，两位清运人员不定时地清运垃圾。镇政府也安排了集中转运的车辆，定期将村里的垃圾送往县城处理。村民的垃圾习惯虽然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但仍有不少人认同和响应垃圾不落地的号召。我们松了一口气，朝阳村的垃圾清理清运工作算是经受住了这一次关键考验。
这个时候开始，工作组也开始思考朝阳村垃圾管理工作的今后“去向”。回看过往，因为游客垃圾爆发增长的问题，我们关注到社区垃圾清理和清运体系的不完善，因此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通过大量的社区动员和社区教育工作，促发当地村民对垃圾的认知和行动，搭建本地化的清理清运体系，而随着春暖花开，游客不断来访朝阳村，那么回到起点，游客垃圾问题如今是否有解呢？
工作组与村委、保护中心及骨干村民们坐在一起，共同思索“下一步”。大家逐渐形成两个清晰的共识：其一，本地体系的建立与有效运转，本身就是处理游客垃圾的基石。如果连本村的日常垃圾都管理不顺，又何谈应对外来的、不定时的冲击。其二，社区已从农闲步入农忙，不能再依赖频繁的大规模集体清洁行动。我们需要一套更轻巧、更机制化的方案，来守护“垃圾不落地”的目标。
